郑仁泰还是那副老样子。一碗小米粥，两个胡饼，一碟咸菜。杜荷把四门商税报告的草稿放在饭桌上，压住了咸菜碟子。

“你先让我吃完。”郑仁泰把咸菜碟子从纸下面抽出来。

“你先看一眼。”

郑仁泰摘下眼镜擦了擦，戴上，低头看那张纸。看了约莫半盏茶的工夫，他把眼镜又摘下来了。不是看不清，是需要用不戴眼镜的眼睛再看一遍。

“长安四门进出货物的月度数据。你这张报告要是真能在户部跑起来，意味着度支司不需要等年终各州县报上来的数字。每个月就知道长安市面上什么东西多了、什么东西少了、什么东西涨了、什么东西跌了。”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透过镜片看着杜荷。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户部的预算可以从一年一调变成一月一调。”

“还意味着有人会少贪很多钱。”

杜荷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郑仁泰把咸菜碟子往旁边挪了挪，腾出桌面上一块空地。他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上画了四个圈。长安四门。然后在每个圈旁边写了一组数字。

“长安城的商税每年大概在四十万贯左右。但这四十万贯里，真正入了国库账的只有二十五万贯。剩下的十五万贯在哪儿？没人追。因为没人知道每个月的真实商税是多少。所有的数据都是年终各门监自己报的。报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有了月度报告，”

“月度报告一旦有了，十五万贯的去处就藏不住了。而能藏得住十五万贯的人，”郑仁泰把茶渍画的圈用手抹掉，只留下四个模糊的湿痕，“一定有人在户部和太府寺替他们看门。你的报告要进门，门就会关。”

杜荷沉默了一会儿。他把四门商税报告从桌上收回来，折好了放进袖子里。不是放弃了。是明白了这件事不能从正面进。得从侧面绕。

“郑郎中，有没有什么渠道能让这份报告不经过户部常规审核直接送到度支司的核算案头？”

郑仁泰摘下眼镜擦了又擦。这是他在想事情时候的习惯。擦了三次镜片之后，他把眼镜放下来，看着杜荷。

“有一个人。但不是朝堂上的人。是一个退下来的人。”

“谁？”

“你爹当年的副手。度支司前任主事，陆元规。”

杜荷脑子里翻了一遍杜如晦的笔记。陆元规这个名字他见过。贞观八年到十四年在户部度支司做主事，是杜如晦亲自带出来的。杜如晦死后第二年，陆元规辞官回了老家，从此不问朝政。

“他不是退了吗？”

“退了。”郑仁泰把眼镜戴好，“但人在长安。就在西市开了一家账房铺。专门帮商人理账。生意好得很。商人喜欢他，因为他理过的账，从来不在税上出过一分钱的差错。这种人，官场不喜欢，但商人喜欢。你去找他。”

杜荷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郑仁泰又说了一句话。

“你见到他的时候，不要提我的名字。提你爹的。”

西市是长安城最热闹的地方。杜荷的灰布马车在人群中挤了一刻钟才走过去。陆元规的账房铺在西市最边上的一条偏巷里。巷子很窄，只够两个人并肩走。铺面的门脸很小，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四个端正的隶书字：明算堂。

杜荷推门进去。屋里很暗。窗子被一摞摞账本挡住了大半的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坐在桌子后面，正用算盘核一本账。他的手指在算珠上飞快地拨着，声音清脆得像雨点打在瓦上。听见有人进来，他头也不抬。

“平账还是理税？”

“请教一个度支的问题。”

陆元规的手停了一下。算盘珠子在竹签上滑到底，发出一声轻轻的脆响。他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着杜荷。看了很久。

“杜家的。”

“是。杜如晦的儿子。”

陆元规把算盘推到一边，摘了眼镜。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瞳孔里的光还在。

“你长得不太像他。你的眼睛比他窄。但他的眼神我认得。你进来的时候看这屋子第一眼看的是账本。不是看人。先看账再看人，这是你爹的习惯。”

杜荷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然后把四门商税报告的草稿从袖子里抽出来，铺在那本还没合上的账本上面。

陆元规低头看那张纸。看了很久。比郑仁泰看的时间更长。看完之后他把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会儿空白的背面。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这张纸不能从度支司的正门进。看门的人太多了。”

“我知道。”

“